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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大众舆论的变化:从监督公权力到批判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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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与友闲聊,谈到当下批判资本是舆论的主流。反996、女性议题、国际政治议题,是知识分子略微有能力冲击的地方,固然,这三个议题也会面临种种审视,但在有限的范围内,它至少是允许被讨论,有一定的释放空间的,否则我们不会在舆论场看到一次次与这三个议题有关的争论。坐在上位的审视者允许它们存在,但限制在安全可控的范围,究其根本,我们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批判资本、保障女性权益,至少是写在纸面上的政治正确,而我自己也是议题的参与者。我曾多次写过与反996、呼吁保障劳工权益和女性权益的文章,但是,如果一个舆论场只有批判资本、保障女性权益,而缺乏对公权力的监督、对手执权力铁鞭的人治蛮横干预市场规则视而不见,甚至欣然欢迎这种以道德之名而发起的践踏规则之事,欢迎野兽之人,终会被野兽反噬,因为在野兽面前你和他(此刻被审判者)其实没有区别,问题只是在于,你是否被看到、被放置在浪潮之中。

 

与友谈论的重点是:批评和监督资本都是没有错的。放任自由主义不可取,但只谈资本,不谈权力,那就是耍流氓,是一条腿走路,你那条腿再发达,你也走不端正。

 

今天的青年可能很难想象,仅仅在十二年前,2008年之前,监督公权力才是大众舆论的主流,对劳资问题和女性议题的呈现反而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那时,自由主义在中国很有市场,中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掌控着媒体和草根舆论平台(新浪微博、人人网、天涯、百度贴吧等)的高地,他们在经济政策上信奉亚当·斯密和米塞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认可哈耶克的观点,在对自由与革命的论争中,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还有奥威尔那本大名鼎鼎的《1984》,是他们常常提起的名字。

 

这批知识分子被形容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词汇本来是褒义词,后来被污名化,现在谁再说,某人是公共知识分子,已有种骂人的意味,它背后其实是自由主义知识人在我国被放逐,因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词汇的诞生与发展,乃至敌对者的漫骂,都与自由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毕竟在欧美国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就是监督野兽的重要力量,只是在他们的政治光谱里,左翼自由主义才是主力(中国的中右派,在欧美更像是中左),但在中国的语境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了表现出对强权的忌惮,而强调自己对小政府、自发市场秩序、多元开放文化观的支持,他们其实是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一代人,从小受惠于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对十年时期有极深的恐惧,他们立论的基准,不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是如何防止更坏的情况发生,如何避免十年时期那样的悲剧。

 

但对市场的信奉,与中国民间的脱节,以及对政府干预、社会活动的一种妖魔化想象,也会导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说话不接地气,对劳资问题、女性议题漠然,对资本的扩张和垄断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导致了他们在自己最辉煌的时期没能争取足够的盟友,为下一阶段被放逐埋下了伏笔。

 

舆论场上的中右自由派从2008年以后开始边缘化,表面上看是因为国家队的进场,以“整治谣言”来完成对公共意见领袖的清场。但进一步来说,中右自由派无法争取更大基数的人心,无法团结他们本可能团结的对象,也是导致其边缘化的原因。乍看之下,北上广深的城市中产不乏中右自由派的支持者,改革开放以来的崛起的城市中产,对言论自由、市场规则想必深有体认,尤其是在南方大城市,恰恰是依赖市场经济而蒸蒸日上的城市,城市中产和预备中产对自由主义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体认。

 

但是如果我们把视线拉长,在广袤的中西部,在东部大城市群里的城中村,还有那些千百万劳作于流水线生产车间,被拖欠工资、奴役做工的打工人,当他们煎熬度日时,自由派在哪里?自由派总是有限地同情,却无法真正去行动,自由派生活在温馨的城市住宅,在收入上受惠于资本大厂,在价值上牢记哈耶克的忠告,这使得他们对工人群体的反抗行动有一种生理性的抵触,对一切可能伤害市场、造成公权力入场的行为具有深深的厌恶,但这使得他们失去了团结与行动的可能性,是他们在做价值倡导时,越来越疏远这片土地上的民众。

 

因为,中国毕竟还是工农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工农阶级的生存问题远比自由派担心的问题更成为多数人的思考选项,这不代表自由派思考的问题不重要,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但是,如果自由派不能深入体察打工人的痛苦,不去细究他们的愤怒的源泉,不能够想象“干预”和“行动”的复杂关系,而把自己的倡导建立在市场和政府二元对立、社会行动会导致暴乱这样粗糙的逻辑建构上,那么知识分子们不但误读了社会运动的历史,也实际上并不知道他们认可的自由究竟如何得来——不是因为冠冕堂皇的口号,也不仅是自由主义者对希特勒和斯大林漫长斗争的胜利,而是巴士底狱的头颅、五月花号上的鲜血、千百万非洲贫民窟和被歧视对待的在美华人劳工,用殖民地的痛苦与血汗工厂夜以继日的劳作换来的宗主国资本累计之上,于是才有了欧美城市中产的衣食无忧与高谈阔论。

 

自由派的不接地气与国家队入场造就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败局,但如果细致来说,当下的中国并非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只是他们不愿意贴上这一污名化的标签,对自由主义也没有深刻的体认。我们发现,当下舆论场上的活跃者,或者说能制造热点话题的知识人,他们的主力已不再是中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是由国家队代言人、左翼自由主义、新左派(这部分人有一部分人是名左实右)、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数量庞大但并不明确自己是何种政治光谱(他们并不喜欢被传统政治光谱的叙事绑架)的草根群体,人们会笼统地将他们成为“网红”,他们日常并不介入公共政治,而是活跃在脱口秀、抖音、快手、微博等平台施展自己的才能,只是在碰巧与政治产生张力的话题,比如性别议题、996议题,他们会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曾经与媒体内的朋友闲聊,说自由主义在今天的媒体是一个“需要慎重”的词,而真正具有破坏力(影响秩序)的真左行动派、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也是被小心对待的。但是,在今天大肆兴起举报、攻讦之风的极端民族主义浪潮,他们假借爱国之名,行损国之事,却缺乏有效的干预,尴尬的是,民族主义反而是中国式言论自由的最大受益者。而与此同时,此刻占据学院和权威媒体言论高地的,表面上是左的力量在增加,但其实是一种融合了左翼话语和右派精神的特色保守主义,这一特色保守主义体现在:他们在言论主张上看似与传统左翼非常相似:批判资本、呼吁干预、支持性别平权、关注劳动者权益,但这一切主张,都在行动上落实到对现存秩序无害,乃至体认秩序,希望秩序的统治者为他们做主上。于是问题在于:知识分子批判秩序,却要秩序为他们做主,知识分子把劳资纠纷等问题作为案例来判断,却拒绝说明这些问题就是秩序的衍生产物,而仅仅给公众倡导一种天真的论断:“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错。”

 

真的如此吗?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会认可这样的观点。但是知识分子在这样被种种限制的环境下,告诉自己只有这么说才是“安全的”、“可以被发表的”。可是,被剪裁的安全主张如果与初衷事与愿违,甚至成了加固你所批评的秩序的帮凶,你在动笔之时,是否真的不会有悔恨的时刻?当我们站立在中国这片土地,恐怕我们既无法相信一个纯粹的市场,也无法相信替天行道的公权力,环境限制种种,不能成为知识分子放弃复杂思考和追索改善路径的豁免权,而当下,在这个摄氏零度以下的寒冬,或许比起相信野兽,更值得去做的是团结我们的同盟军,牢记《国际歌》的箴言: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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